2020年9月28日晚七點半，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李怡教授受長沙理工大學邀請，通過騰訊會議進行了以“地方路徑與現代中國文學”為主題的學術講座。講座由文新系易彬教授主持，來自文新系各級研究生、本科生、部分老師以及校外的人士，共計近170人參與了會議。
講座的一開始，李怡教授從《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一書談起，指出中國現代文學要做出一番成就，必不可少的就是要走向世界文學。哈佛教授費正清提出了“沖擊—回應模式”，指的是落后的國家收到外來國家的侵略或沖擊，然后回應沖擊進行的一系列運動。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由于近代西方世界的入侵給我們造成的生存危機，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回應這外來沖擊而棄舊圖新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
那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是如何來具體回應這樣的外來沖擊的呢？李怡教授以魯迅和李劼人為例，指出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文學創作的不同資源和理路，以魯迅為代表的作家大抵是從外國的作家作品中獲得的文學資源，而李劼人卻更愛的是晚清譴責小說、狎邪小說。相比于外國文學的觀念影響而言，成都的本土地域形態對李劼人的影響是更明顯的。李怡教授將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和李劼人筆下蔡大嫂進行了對比，李劼人筆下的蔡大嫂，她并不具備有一種先鋒性與現代性，在她身上體現的是一種非常樸素的人生的享樂欲望。這與成都的城市狀態是緊密相關的，因為對于成都這樣初步繁榮的城市，吸引人們的并不是先鋒的思想與文化，而是樸素的物欲與被解放的人生享樂。
李怡教授緊接著便談到了“成都形態”的近現代“路徑”，引用了從西晉左思的《蜀都賦》、元代《馬可·波羅游記》到近代的“成都竹枝詞”等等文史資料有力地指出了成都這種鮮明的“俗好娛樂”、“蜀風尚侈”的鄉鎮享樂主義的特色，這正是屬于“成都形態”的近現代“路徑”的特色之一。
除了李劼人筆下多位典型人物在追求物欲享受方面體現著“成都形態”的近現代“路徑”之外，還有李劼人作品中的“舊”的特點，這也是屬于他的獨特的地方趣味。李劼人長期鐘情于晚清文學的特殊的古今雜糅的滋味，他很長時間無法忘懷中國艷情詩（中國艷情詩正是體現了傳統文人在中國式城市氛圍中享受情愛的狀態）。
“成都形態”的近現代“路徑”還體現在了李劼人的歷史趣味中。中國近現代的作家大多秉持的是“歷史進化論”，但李劼人對此有所不同看法。這從初版的《大波》就能看出。他用的是超越于宏大歷史判斷的“日常生活敘事”方式，是一種鄉鎮趣味的敘事。這敘事特色來源于四川龍門陣傳統，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相互表達，甚至東拉西扯的交流方式，這樣的敘事特色讓作品在無形中更能顯現出歷史的復雜性，揭示“革命者”的復雜面目。
接著，李怡教授又回到了最開始所提及的“沖擊—回應”的問題，認為這夸大了“西方中心”的運動為絕對主動性，堵塞了從中國內部來探索中國近代社會變化的途徑，我們要做的是打開進入“地方路徑”的豐富性的可能。比如探索張愛玲與“上海路徑”的可能、老舍與“北平路徑”的可能等等。當我們回到自身，從中國內部來探究中國近代社會變化的途徑時，李怡教授強調，這不是返回文化封閉，扭曲文化交流的事實，而是更便于發現我們自己的“問題”，讓研究者能從中國自身的特點來理解中國歷史，重視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
整整一個半小時的講座分享，李怡教授把控得游刃有余，講解生動盎然。分享過后，同學們積極地提出了自己對“地方路徑”相關內容的疑問，提問主要集中在如何區分“地方路徑”與“文學地理學”還有“區域文化”、除了“成都的地方路徑”是否還會有其他省份地方區域的路徑、如何區分地方和中心的關系等等方面。李怡教授對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一一進行了自己的解讀與區分，并提醒大家，“地方路徑”并不是因為作家在某個地方就有某個地方路徑，而是要從作家作品本身出發去尋找，這不是一個萬用的學術模式，不能生搬硬套。
正如易彬教授所提出的，李怡教授今天的講座對我們有著“方法論”的意義，即我們對一些既定的研究思路應有歷史性反思或批判性的認識，還有對文化“多元性”的認可，這都是我們值得我們去學習與思考的。
李怡老師這些年一直持續不斷地研究新的學術問題，提出新的思考角度，為我們學術界注入源源不斷的新鮮活力。同時，李怡教授也是一個非常謙遜、踏實的學者。在講座最后，他認為這次的講座分享和大家的提問給予了他不少幫助，使得他在之后做學術研究時對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有了更清楚的界定，也給予了他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研究靈感。（圖文/潘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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